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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21集团军共六个师60000余精锐桂军，完全可以做掩护撤退或者不投入战场做以后抵抗之生力军，甚至在后来南京保卫战中也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并给日军造成更多的伤亡。

    周文不知道当时的校长是怎么想的，莫非是已经输红了眼，有了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才将这些精锐部队用于不切实际的反攻作战。

    而且，在淞沪会战的后期，校长已经调集了将近70万军队，在纵深和宽度都不超过100公里的狭长区域与日军决战。

    而这些部队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如中央军中最精锐的宪兵总队、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等部队全悉参战。

    而在德国顾问倡导下建立的，上海到南京之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两道国防线却是兵力空虚，根本没有做好防御准备。

    最奇葩的是，就在日军已经占据全面优势，压迫得中国军队全面退守苏州河以南，局势已经难以挽回之时，担任前线指挥的陈上将和白上将都向校长建议撤出上海，但校长却是仍寄希望于国联出面调停，要在上海战场坚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抵抗的决心。

    这已经看出校长当时的心态已经失衡，对于国际形式和日本人的野心没有了理智的判断。

    而几天后，日军两个师团从金山卫一带登陆，从战略上形成了对中国军队的包围态势。

    此时形势已经非常危急，几十万士兵的生命危在旦夕。

    前线众多指挥官再次向校长提出撤退的建议。

    但校长仍然沉浸在等待国联调停的幻想中不可自拔，迟迟不下达撤退的命令。白白耽误了宝贵的三天时间。

    等到他突然醒悟过来，下达撤退命令的时候，为时已晚。

    由于撤退命令下达突然，各部队之间的撤退路线根本来不及协调。

    车辆和人员都挤在一条公路上，部队已经完全混乱，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头上有日军飞机轰炸扫射，身后有日军坦克大炮轰击，最后撤退变成了惨不忍睹的大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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