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看法：无论史书对义和团给予多么纯洁和正义的词汇来描写，也不能改变义和团在庚子事变中给予中华名族造成的沉重伤害。下面转载来的文章，里面的描写也许有不实和失真的地方。但总体而言，义和团在庚子事变中造成的具体人员伤亡是不可统计的，他们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之后造成的恶劣的政治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公正地说，义和团运动对于中国不仅是毫无贡献的，反而是罪孽深重的，我们已不能对他们审判，但是必须忏悔。不必管洋人，但必须为那些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中国老师和学生等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和研究者而忏悔！为因义和团运动而不得不为国捐躯的罗荣光和聂士成将军以及其他未留姓名的无名氏们忏悔！为那些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开明商人们忏悔！为那些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无辜百姓们忏悔！

    转载自铁血读书作者：沈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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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义和团就一直在抵制外国人、基督徒、传教士乃至清政府，反对任何美国企图在中国推行的发展举措。到1894年，中国有2000余名外国传教士，以及80万受他们影响而皈依的中国基督教信徒。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对妇女健康和教育等领域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把西方道德观念强加给传统的中国社会，因此对中国社会也造成了重大的破坏作用。4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宣扬只要恪守对中国传统的信念，就可以使其跟随者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来驱逐外国人，声称义和团员们只要学会金钟罩，就可以抵御外国人的子弹。5义和团相信一个人魔力的大小可以用他对传统信仰的虔诚度来衡量。6

    1900年在山东与河北省的北部地区，义和团发动了针对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暴乱，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利用外**队的力量来解决财产争议问题，干涉宗教活动和民间节日，而且以不正当的方式影响清朝官员的决策。7在此期间，英国传入中国的**导致大量中国人沉溺其中，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据历史学家史景迁的估算，在1900年使用**的4000万中国人当中，有1500万人吸食**上瘾。费正清在《中国新史》（china:anewhistory，2006)中评论道：“这意味着基督徒与**鬼的比例为1∶15。”1

    义和团在杀害了许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以后，集聚力量到达北京，并且包围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发动了著名的围攻事件。2虽然有一些清政府官员并不赞同义和团，但另外一些比较保守的官员则将他们纳入地方民团。3当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敦促义和团帮助清朝驱逐“洋鬼子”时，她是与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但这举动却是个不祥的预兆。为了确保日本和欧洲各国不会完全鲸吞中国，以作为它们受义和团攻击的补偿，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出版了第二部《门户开放照会集》（1900），确立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4

    自1900年5月下旬起，义和团开始屠杀中国的基督教徒，摧毁电报线路、教堂和通往北京的火车站。5当他们到达北京时，战线发生了转变。正如马克斯·布特在《野蛮的和平之战》（2002）（savagewarsofpeace，2002）中表述的那样：“一开始只是中国内部的叛乱，如今转变成中国与西方列强加日本的八国联军抗衡的一场战争。”6美**队主要用于防卫美国驻北京的公使馆。幸运的是，为了镇压菲律宾的叛乱，已经有一大批美**队在菲律宾，从而方便了军队的调动，使这次防卫比较容易。有许多因素影响到这些驻在海外的美**队的决策，如在义和团围攻期间，美国的公使馆警卫队相对比较孤立，常规的通信渠道被切断；华盛顿和华北之间的距离遥远，使得总统麦金利和国务卿海约翰无法参与一些重要决策的制定等。7麦金利调动将近4000美国士兵加入八国联军，一路攻打到了北京。8许多义和团成员和外国人在这次围攻英国公使馆的暴乱中死去。慈禧太后被迫离开已有500年历史的清朝皇宫紫禁城，携其侍从逃往陕西，直到1902年才得以回銮。1

    义和团对外国公使馆的围攻持续了45天，在此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保卫美国驻京公使馆这一件事被详细地记录在案。伍兹和弗罗斯特拍摄的一些照片反映了这场冲突的余波。2例如编号为ch2604的照片拍摄了英国公使馆外墙上的题字“永不忘却（lestweforget）”，这是英国公使馆解围后窦纳乐爵士命人铭刻的。这面墙在枪击炮轰下已经出现裂痕。窦纳乐爵士是英国驻华公使，他在1900年6月19日曾经给在天津的英国海军副司令爱德华·西摩爵士发了一封紧急电报，称北京情势“极其严峻”，他还说：“除非立即安排部队进京，否则将为时过晚。”3他担心会马上受到义和团的攻击。

    弗朗西斯·w.弗罗斯特在信中还描写了克林德牌坊，这是清政府为了满足辛丑条约的一项条款而修建的。（00340）编号为ch2301的伍兹照片上，有一大群中国人和美国人聚在克林德牌坊前。在辛丑条约的各项条款中，有一项条款要求清政府建造纪念碑来纪念两百多位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打死的西方人。4在被围困期间，6月20日早上10点，性格冲动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为了争取更多时间，坐着“苦力”抬着的轿子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边抽着雪茄烟，一边还在看书。他随身只带了翻译和仆人，并没有德国海军陆战队员随行保护。克林德拒绝承认他已成为义和团的目标这一事实，因为他曾在使馆区鞭打过一位义和团成员。1没走多远，他的后脑勺就被清兵击中。他的翻译也中了弹，但还是硬撑着回到使馆区。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德国人确认了杀害克林德的元凶是清军神机营队长恩海，并在克林德被杀的现场将恩海斩首示众。恩海宣称，他只不过是在执行上级命令而已。2弗罗斯特在信中还记录了这次围攻造成的其他破坏。他谈到“北京市内和周边的许多寺庙和建筑物的这种颓败状态都是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所引起的”。（00342）在代表团参观紫禁城时，弗罗斯特同样注意到许多建筑物刚刚被修缮过，因为1900年一场大火将这些建筑物都烧毁了。（00346）

    外国使馆区是一个只有85英亩面积的狭小区域，在这儿居住了来自11个国家的代表，还聚集了前来避难的900多个欧洲人，其中包括158个妇女和小孩，另外还有3000多中国基督徒。在使馆区外面的西什库天主教堂，还有数千中国天主教徒在那儿寻求庇护。3在围攻期间，由于欧洲人囤积食物，中国基督徒们遭受了最残酷的磨难。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所说：“在围困快结束的时候，忍饥挨饿的中国信徒们不得不开始吃树皮和树叶，而欧洲人却还在随意享用香槟。”4

    在围攻的最后几天里，只有408个外国士兵和125个男性志愿兵用相当少的武器保卫外国使馆区，而他们面对的是数千名围攻的清军官兵和义和团成员。围攻者改用火为武器，想把抵抗者用烟熏出来。他们放火烧了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奥地利和荷兰的使馆。在6月23日，他们还放火烧了翰林院，里面保存着重要的古代儒家典籍。那些想要挽救这些珍贵作品的中国人都心有余而力不足。许多历史学家曾经推测过中国人为何不能瓮中捉鳖，驱逐英国公使馆内外国人的原因。以下两点说明中方最终的失败：（1）与义和团成员相比较，为慈禧太后效命的满清官吏不乐意杀害外国人，因此他们没有积极参与对北京使馆的围攻；（2）中国人没有使用最先进的克虏伯大炮，这种大炮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使馆区。1布特描述说：“攻方阵营内出现的矛盾意向给这次围攻带来一种夸张、不真实的感觉，很像是一场京剧表演。但如果说中国士兵只是在同英国公使馆内的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那么这场游戏对所有牵涉其中的人来说都无疑是危险的。”2

    当身处北京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苦不堪言的时候，华北农村的中国基督徒们遭遇了更残酷的命运，因为在那儿义和团屠杀了200多人。6月4日，在北京附近的直隶，许多中国基督徒家庭的成员们被活生生烧死。布特用令人震惊的笔调写道：“当一个年轻女子从大火中逃出来时，义和团用一把剑剖开了她的腹部。人们能听到她的皮肤从骨骼上剥离的声音。另一些义和团成员抓住她的腿和胳膊，再次将她抛进火中。”1尽管有些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为了他们的信仰和对中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付出了生命或家产，但是通过创办学校和大学，他们为中国的教育普及提供了文化诱因，而且他们促进了医疗卫生和女权事业的发展。在19世纪90年代，有500多个基督教传教士招收了将近17000学生进入他们所创办的教会学校。2

    1890到1905年间，在中国的传教士人数增加了一倍。3罗斯福总统及其后的塔夫脱和威尔逊都意识到传教士们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会潜在地限制日本在中国的势力。4当民族主义改革者同传教士合作的时候，基督教传教士最持久的影响力就表现在成年妇女和小女孩的教育上。他们通过教育和在时事通讯上发表配有插图的文章，帮助中国废除女子缠足的习俗。51904年，慈禧太后发布一纸诏书反对女子缠足。正如简·亨特在她的书《文雅的福音》（thegospelofgentility，1984）中所表示的：“传教士在推动中国妇女的早期教育方面有卓越的表现，这一点是支持传教事业的朋友们提出的要求，即便是批评者也是认可的。”6

    弗朗西斯·w.弗罗斯特对庚子事变和其结果作了许多评论，这些评论都散布在他写的信中。他记录道，人们想到要对使馆区周边的很多建筑作一些预防措施，从而避免再次受到冲击。（00337）他还注意到，许多极其贵重的珍宝在庚子事变期间被八国联军“洗劫一空”。（00341）他认为北京城内和周边地区的寺庙和建筑物之所以被毁，是由于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00342）他在描写参观俗称紫禁城里的冬宫情况时，讲到有许多建筑物是全新的，因为1900年的那场大火烧毁了这座宫殿周边的大部分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