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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恭厂大爆炸后半个月，天启皇帝颁发圣旨，重新召回上次“廷议风波”中被罢黜的东林党，张鹏勇、薛文周、唐大章等东林党人再次回到朝廷，官复原职；至于东林首脑孙越陵，则在朝野激议、众所公推之下高调回归庙堂，成为了朝中的重臣。

    本来按照首辅黄立极的意思，要将他擢升为正二品兵部添注尚书，以此来谢他扶助自己荣登首辅之恩，但内阁并非他一人能够完全做主，在魏忠贤的授意下，施鳯来、张瑞图两人大力反对提升孙越陵，于是一番商榷折中之下，孙越陵仍是按照以前三品的官衔来授级，官拜吏部右侍郎。

    其实魏忠贤是非常不愿意看到孙越陵重回朝廷的，可是他心腹两翼已折，加上自己又失了天启恩宠，所以不得不同意黄立极的要求，更可况黄立极向他呈上了魏党成员贪污受贿的账簿，为了大局着想，对此魏忠贤只有暂且忍耐，打算等到再次掌控全局之后再对黄立极、孙越陵等人还以颜色。

    虽然孙越陵没能提升为正二品朝官，还是以前的品级，但黄立极为他争取到了一个好职位——吏部本就是六部之首，掌控着大明官员的管理、升降、考核事宜，可说是极为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吏部尚书王绍微早前就因为贪纳被罢免，吏部主官一位至今空缺，他虽然是右侍郎，可在首辅的支持下就算行使起部堂的权利，想必也是无人敢置喙一词。

    吏治是国之根本，孙越陵重回朝堂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力整肃纲纪，这一点他是从东林前任党魁赵南星那里学来的，虽然赵南星所施行的治国之策不被他所苟同，但这一点他还是大力赞同，只有摒弃那些人浮于事、纲纪散乱的作风，方能为大明朝廷带来更好的起色，而赵南星制定的这些纲纪法令，倒是能很好地制止朝臣的散漫行为，约束他们的行为准则。

    当然，他和赵南星有一点不一样，赵南星虽然大力规范朝纲，但也不排除利用这个机会整肃异己，打击那些不同意见的政敌，以此来达到东林一揽朝政的目的，哪怕对方是一个对大明朝廷忠心尽责的官员。

    在他的主导下，一大批能力强干、熟悉吏治的低级官员得到重要，纷纷在各自的熟悉领域发挥出他们的作用，这些人里面不仅有东林党，甚至还包括那些曾今与东林作对的三党官员，甚至就连受到魏忠贤重用的郭允厚、杨景辰等人都受到他的大力推崇，多次向天启皇帝上书请求对他们以示嘉许。

    走到今天这一步，孙越陵心中愈发能够理解致仕首辅叶向高当年的心情，值此国事艰难，内忧外患之际，倘若朝中仍旧党争不休，那么所有人的精力和热情都将会在内耗中消弭殆尽，无怪乎大明王朝这艘庞大的巨舰会逐渐沉没，终为他人所趁——但叶向高主和的策略显然也过于优柔了，一味地退步让路也不是好法子，只有在显示党派力量、展示东林肌肉的基础上再退上一步，与其他党派共同合作筹谋，方能达到双赢的目的。

    站在后来人的立场看，叶向高的策略也许目的是明确的，道理是可行的，但是方式方法却用错了。孙越陵曾今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认为历史上起码有三次可以变动的机会，每一次的机会都将会影响大局，左右朝纲，甚至整个大明天下。

    第一次机会就是叶向高和赵南星主政时期，东林党与三党的相互攻讦，如果不是赵南星党同伐异的话，也许在叶向高的迂回韬谋之下，东林党未必不能与三党达成默契，一起为大明朝廷出力，为天子百姓尽责。

    第二次机会就是崇祯皇帝整治阉党的时候，明明以韩旷、钱龙锡为首的东林党人不愿对阉党成员穷追猛打，而是打算纠其首恶，余者轻判，可崇祯皇帝却乾刚独断，一意孤行，非要对阉党成员赶尽杀绝，导致东林与魏党的矛盾再次深结不化，成为痼疾。

    第三次机会就是南明弘光时期，后期东林党人史可法、钱谦益本来打算与马士英、阮大铖等“拥福派”放弃成见，共扶社稷，可惜东林党中的顽固派吕大器、刘宗周等人非要清算“钦定逆案”，不允许所谓“阉党份子”进入朝廷，于是乎党争从北京延续到了南京，一直折腾到南明覆亡。

    第一次机会已经错过，第二次机会即将到来，所以孙越陵现在最主要的精力就是放在了消弭朝廷上的党争上，这事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尽量撺合大家多谋事、少谋人，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多影响信王，趁着他尚未临朝之际提前打好预防针，多向他灌输一些这方面的道理，让他知道党争的利弊之处，尽量把党争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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